一、二、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筹备工作伊始便保持着高度的机密性。随着朱德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部抵达保安，总部人员亦随之而来。毛泽东会见了干部，了解情况。
王维舟（曾任红四方面军33军军长——编者注）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做好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冰昆编著：《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一、张国焘首次检讨
张国焘来到中央，仍保留着红军总政委他虽担任着这一职务，然而，除了参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已不再过问诸多具体事务。昔日，在红四方面军中，他一言九鼎，独断专行，如今却难以复现那般的威势。在这段时光里，林育英在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我多次与张国焘进行交流，对其所犯错误予以指正，并期望他能向党中央作出解释。同时，张国焘本人亦深知其错误之严重性。因此，在1937年2月6日，他亲自撰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初步检讨自身错误。
张国焘晦涩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如此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中央对张国焘首份检讨不满意。
二、凯丰文章拔高论调
1937年2月27日凯丰时任中宣部长延安发表长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点》本文共分为十三节，涵盖了对于政治局势的预估、南下与北上的抉择、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运动以及民族统一战线等多个议题。其中，诸多内容均为中央在川西北时期与张国焘展开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凯丰披露了一些先前未曾公开的细节，揭示了中央对于张国焘问题的根本立场。
”武力解决中央国焘密令徐、陈。彻底抗争中央。”
张国焘的错误，一经凯丰的阐述，其严重性便被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张国焘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南下的电报，其内容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1935年9月9日）陈昌浩曾将此事呈报中央，因此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数日的激烈争论。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听闻四方面军中有人提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言论。凯丰的这篇作品，在批判张国焘的过程中，最早点出了“密电”以及“武力解决中央”的问题。由此，将张国焘的错误定性为“路线斗争”。
凯丰的文采飞扬，广征博引，引用了众多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献资料。从中卓木碉会议纪要中，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多次演讲，发表于《干部必读》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所发出的电报、指示等文件，均详尽展现了中央对张国焘在分裂期间言论与行动的全面了解。本文乃对张国焘路线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前奏，其高潮部分，尚待后续展开。
但是凯丰文章贬低四方面军至极。将这支人数众多、战功赫赫的红军部队贬低为“土匪”或“军阀”之流，实属极端“左”倾思维，且带有鲜明的宗派主义色彩。此举亦为日后批判张国焘路线时扩大化倾向树立了不良先例。
三、罗瑞卿考察记
张国焘虽已脱离部队，然而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此刻，西路军正于河西走廊激烈奋战，而陕北的第四军与第三十一军均为红四方面军的旧部。毛泽东对于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以及此举是否可能引发部队的动荡与失控，心中存疑。他迫切需要获取一手资料，深入掌握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动态。在1937年2月至3月期间，他派遣红军大学的教育长前往实地考察。罗瑞卿肩负着对部队进行全面考察的使命，我走访了二、四方面军。
罗瑞卿肩负着毛泽东的重托，严谨而专注地展开了工作。尽管表面上是对二、四方面军进行考察，但他的核心关注点聚焦于四方面军。自二月下旬开始，罗瑞卿白天细致地检查部队的训练、生活及行政事务，夜晚则聆听各部队首长的详细汇报，并单独与一些关键人物进行深入交谈。他以此节奏不懈地工作了整整一个月，直至三月二十二日，他在庆阳步校发表讲话。毛、张、林校长撰写了长篇报告。
▲抗日军政大学（原称红军大学）的总校大门，摄于1937年。
罗瑞卿强调四方面军基本情况。张国焘对四方面军影响深远。当谈及“南下北上”的话题时，人们普遍认为两种选择均无对错之分。“然而，目前部分干部在工作中显得敷衍了事，甚至流露出厌烦情绪。……过去，他们仅局限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指张国焘）一切依赖都应寄托于党的理念之上，目前尚无以党的意识取代对个人迷信之举。
罗瑞卿的汇报揭示了四方面军内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张国焘的影响仍旧挥之不去，众多四方面军的干部尚未充分认识到张国焘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未能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因此，对张国焘的彻底批判势在必行。在此问题上，尚有许多工作亟待展开。这不仅关乎张国焘个人，各级干部亦需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
四、原四方面军压力沉重
此刻，四方面军内的众多干部均感肩负着沉甸甸的压力。上级派遣的考察团莅临部队，4军与31军领导层的更迭，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讨书与凯丰的文章，无不令人心头沉重。党内重大斗争将至。的前兆。
同时，西路军的消息频传不利，至三月之中，援西军的政治委员遭遇了接连的困境。张浩（即林育英）西路军战败消息发布。四军和三十一军干部战士齐声痛哭。有些人整日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不禁让人好奇，他们究竟会遭遇何种命运。
张国焘痛心西路军败局。他感慨万分：“若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历程中，仅剩下一副嶙峋骨架，那么西路军脊梁骨被打断。”（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三册第351页）
西路军的溃败在陕北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自1935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失利以来，西路军之败是红军最重大损失。中央必究责任。
在陈昌浩在电报告知中央西路军失利消息的十数日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五、扩大会议批张国焘
23日至26日的讨论主题聚焦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共所面临的任务。而自27日起至31日，会议的核心议题则转向了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
3月27日的会议伊始，张国焘便上台进行了自我检讨。他坦承，自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自己在路线选择上犯了错误，实施了退却与逃跑的策略，甚至犯了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他认识到，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以及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估计不足，而对敌人的实力评估过高，因此陷入了悲观与失望之中，提出了退却的方案。他表示，将坚决与自身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对尚未察觉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检查。
会议发言热烈。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彪、贺龙批判张国焘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坝会议期间张国焘对中央路线的背叛行径及其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残酷迫害。昔日原四方面军傅钟、王维舟、罗世文揭露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推行军阀统治，对革命同志进行打压与迫害的恶劣行径。何畏检讨追随张国焘的错误。
毛泽东于3月30日的会议中，我发表了长篇演讲。我明确指出，张国焘的路线无疑是全然错误的。我们对此转变表示欢迎，这体现了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简而言之，充满了混乱，其核心要素为机械论与经验论。他仅着眼于局部，而忽视了整体，只专注于当下，却忽略了未来。
谈及长征途中的激战，毛泽东曾言：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张国焘尚不能被定性为采取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自击败刘湘之后，他的路线已转变为明显的机会主义。及至川西北地区，他竟试图建立联邦政府，并妄图组建一个政治局。在两军会师之际，中央迫切需要迅速北上，而他却按兵不动。尽管中央竭力迁就，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但一经到达毛儿盖这乃是一种颠倒，竟然以枪杆子来审视中央的方针，乃至干预其构成与路线，此行为实属大谬，根本违背了组织原则。红军绝无权力干涉党中央的方针，张国焘在分裂红军一事上留下了最严重的污点与罪恶。回想起左路军与右路军分兵之际，叶剑英偷看了秘密命令后给我们看。鉴于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只得独自北行。电文明确写道：南下，全面开展党内斗争当时若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引发争执。
毛泽东最后之言令众同志震惊。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未曾提及此事，除此之外，别无他言。凯丰在文章的叙述之外，毛泽东此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及此事。除张国焘之外，涉案的其他当事人并未与会。叶剑英身处西安，而徐向前与陈昌浩则正流离失所，行进在路上。往后岁月，每当谈及长征期间的“密电”之谜，其最根本的资料来源，莫过于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接言道：自反党的“中央”成立以来，党内仍保持着克制与忍耐。然而，彼时张国焘的电报言辞却颇为嚣张，“禁止以中央名义行动话头虽起，我们却秉持着极大的审慎。当时，中央通过的针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决议，仅限于发放给中央委员。
毛泽东最终指出：“自张国焘加入党组织以来，他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工作过不少阶段。然而，他机会主义的历史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当以真诚的态度，促使张国焘进行转变，摒弃其错误，并从新起点开始努力。”（《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上卷第六百六十五页）
最后一天会议张闻天在作总结性发言时，他详细列举了张国焘路线所犯的错误，并对张国焘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剖析，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复述，并融合了在场各位同志的观点和意见。关于众人提出的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的议题，张闻天提出，宜暂缓作出组织上的最终结论，赋予张国焘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的话获众人赞同。
此刻，担任会议主持人的博古要求张国焘表明立场。张国焘略显沮丧地起身发言：“各位的发言，尤其是几位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讲话，使我深受启发。我深刻认识到，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后果不堪设想。”话音刚落，他痛哭流涕我宣布破产错误。昨日种种今已逝，明日种种今始生。但众人冷笑，显出不信任。
延安时期张国焘
随后，张国焘对会议中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作出回应，包括肃反运动、抵制中央指示、阿坝会议以及杀害胡底等同志的事件，他均坦承这些行为是自己犯下的罪行。然而，他对于几项指控坚称不知情。首先，关于曾中生的离世，他断然否认下达了相关命令。其次，针对“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张国焘同样予以否认，声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他郑重地表示：“我要明确指出，一旦发展至陷害总司令与动用武力对待革命同志，此类行径无疑已堕入反革命的深渊。”
张国焘在最后陈述道：“我承认，我的过失确实构成了对党的背叛和对中央的挑战。我的过失无疑是严重的，我接受组织对我作出的结论。然而，我有一处不同意见，那就是我不愿意被视作一名反革命分子，而应被视为一名党员。”
在批判张国焘同志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圆满落幕之际，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同志路线中的错误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与剖析。
六、张国焘不服，冲突升级。
“我对中央政治局对我所犯错误的决议，不仅表示全盘赞同，而且认识到这对我个人的启示意义极为重大。我将严格依据这一决议，进行全面深入的自我改正，并与我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盛仁学编撰：《张国焘研究资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第611页。）
其实，张国焘心中不服。然而，他只能选择屈就妥协。当他的部下因不满而发泄情绪时，张国焘安抚他们道：“在毛儿盖时期，我确实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提出批评。但时至今日，形势已迥然不同。毛泽东等人率先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在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他们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有望与国民党和解，得益于西安事变。成就转变了反毛态度。鉴于西路军承受了如此沉重的挫败，我深感自责，无意再就此事与他人争辩对错。因此，我衷心希望广大同志能够专注于学习，深刻反省过往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以期为未来的奋斗积累宝贵的经验。勿有反中央言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三册第356页）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幕。彭德怀、任弼时遵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我负责将会议精神传达到二、四方面军各部队，并推动开展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然而，在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遭遇了重重阻力。关于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情况，即便是军师级的高级干部也多有不明，更不用说基层的官兵们了。尤其是上级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的批判，让许多人心存困惑，难以理解。为何同样的红军，一旦跟随张国焘就会被称作“土匪”呢？
经过三个月的批判斗争，其扩大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这导致了四方面军干部群体中思想上的极大波动。在此期间，第四军出现较为严重的逃亡现象，共计有131人逃离，其中不乏干部阶层。众多干部陷入恐慌与不安之中，一旦上级安排他们去学习，便疑虑自己“存在问题”，“恐怕是犯了错误”。更有甚者，他们以“不识字”“学不进”为借口，拒绝离开部队前往学校深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汇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138页）31军政委情况类似。郭述申在5月1日的电报中，我向中央汇报称：“4月份，部队中逃亡情况尤为严重，累计达86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存在不足。”
针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日益深化，二方面军内部亦掀起了一场“反军阀主义”的风潮。彼时，部队驻扎于云阳，突然接到上级的指令，要求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旨在反对军阀主义和游击主义的专项斗争。反军阀主义主要针对贺龙。鉴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的声望卓著，这场引起普遍反感的斗争只得草草收场，最终不了了之。（《贺龙传》第九章节，收录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发行的版本，具体见第211页。）贺龙回忆此事，怒气未消。他表示：“云阳镇在抵制军阀主义的同时，亦兼顾反对游击主义。反对军阀主义实则是对我个人的反对。我曾与小关（向应）谈及此事。”反不走的，听命令再走。”（摘自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讲话，收录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第四册），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96年发行，第281页。）
七、许世友等“弃械逃亡”
斗争的扩大最终酿成了悲剧。1937年4月3日，一场所谓的“暴动”在延安红军大学爆发。该事件涉及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军官。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上将便留下了详尽的回忆录。他讲述道：
抵达延安之后，便时常听闻有关张国焘的种种评说，我并未多言，只要这些议论不触及到我，我便置若罔闻。随后的西路军失利让我深感痛心，半个月来我未曾得到过片刻的安宁与休息。而在此期间，针对反张国焘路线的争论愈发激烈，我耳闻了许多荒谬之词，有人诬指我为托洛茨基分子，有人则称我为土匪。我深感愤慨，因某些干部对四方面军同志抱有轻视态度，这使我病情加剧，甚至吐出了鲜血，不得不入院休养。。
我曾思忖，在先前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的岁月里，我们这些干部仅仅明了他们犯错了，然而，至于错在何处，何种方针路线才是正确的，我们却是懵然无知。我未曾亲历过如此规模的斗争会议，对这类会议心生畏惧。那时，我渴望投身战场，与敌人血战到底，甚至不愿参与这场斗争会。更不用说，当时境况之下，内心的恐惧与压力愈发沉重。传周纯全、何畏、张国焘将遭枪决身为张国焘麾下的军级干部之一，我的存在亦不容忽视，此事亦应涉及我。我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带着南征北战的荣光，我是否还该承受无端的指责与罪责？当时误以为党中央正陷入权力争夺，意图铲除我们。我的这一认知是极其错误的，因此内心产生了动摇。我满腔不满，病榻上的苦闷达到了极点。
“正值病休期间，斗争愈发激烈，日益加剧。在此期间，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及军级干部纷纷前来探望我。”无人不泪流满面。连续如此三日的情景，尤其是那些军师级干部的哀戚，对我触动极深。昔日的同僚，如今皆感前路迷茫。经过几日的深思熟虑，我终觅得一条出路。当他们在探访我时，我向他们提议道：“咱们一同返回四川吧。”那里，有我们共同的家和未竟的梦想。刘子才他们共有千余人，皆为我的昔日部属。在此地，某某宣称我们系反革命，甚至威胁要予以枪决；然而，我们决心返回四川，让他们亲眼见证我们的革命意志。愿同行者自便，不愿者亦无需向中央透露。
翌日，二十余位团级军官、两位营级将领、六名师级高层以及五位军级领导均表示愿意离去。彼时，我们不携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同行。鉴于他们皆需骑马，我们决议步行，历时七天七夜，从陕北一路跋涉至汉中与巴山之地。与刘子才部会合再言，所有计划均由我亲自制定，路线规划亦是我一手划定的。（凯旋：《揭开许世友之谜的面纱》，《南方周末》1995年5月5日版）
许世友曾任军区司令员。
然而，许世友等人的离校计划不慎泄露，随即被红大内部人士夸大其词，将其描绘为一场“暴动”及“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并上报给了校长。林彪。在上级的批准下，许世友等同志遭到了红大校方以及政治保卫局派来的人员的拘禁。经过一番审讯，“指控其‘谋害毛主席’的罪名显然站不住脚，应将其行为定性为‘携械逃逸’。”。
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隆重举行公审大会，宣读了针对许世友等人的裁决。判决结果从轻发落。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六人分别被判处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相关信息已于6月9日在《新中华报》上予以公布。
八、毛泽东平反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干部
审查中，负责此工作的人董必武揭示许世友等人的清白，我向中央如实反映了情况。
张国焘追忆往昔，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的董必武，事实上缓解了这场冲突。他逐一与被捕者进行深入交谈，最终证实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派并无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亦无幕后势力操纵。他们只是对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斗争方法表示了不满，因此采取了反抗行为。董必武遂将大多数同志释放，对少数人则判以短期监禁。而这些被判处禁闭的人员，均提前得到了释放。所有被释放者均得以重返军政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习之路。（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第二十章第二章，东方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三册，第363页）
毛泽东听完董老的汇报，我亦深感此事处理失当。中央虽对张国焘予以批判，但对于四方面军的众多干部和战士，我们理应予以妥善团结。毛泽东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立场，而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以平息事端。
这时徐向前重返延安之际，毛泽东在聆听徐向前关于西路军战况的详细汇报之后，指示他亲自走访许世友等将领，展开一番劝慰与鼓舞。彼时，徐向前的处境亦颇为艰难，所能做的唯有勉力表达几句宽慰之词。随后，许世友、王建安抵达山东革命根据地后，他们于抗日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奇功。事实充分证明，他们是党与军队中杰出的干部。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举行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反国焘路线过分了。在1937年的抗大，至今仍反复提及，无论是今日还是明日，即便人们不愿再听，仍不断讲述……至于抗大那段“暴动”的往事，许世友等欲杀我。，曾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了反革命的暴动指控。如今，这一结论亟待修正。诚然，他们当年的行为存在错误，然而自抗战爆发以来，许世友担任胶东军区的司令员，而王建安则执掌鲁南军区的指挥权。他们的工作成效显著，这充分证明他们是优秀的同志。由此，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过激的斗争导致了他们的这种行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避免斗争过火。
毛泽东明确否定。抗大“暴动”事件为四方面军干部平反。
（本文节选自《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之第二十三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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